裸贷危机：穷的无尊严感远超裸 为几千块押上隐私

这方面一个新近的典型例证，就是2016年秋冬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新媒体世界的“罗尔事件”：从该事件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凡俗个体可能不过是一念之间的私心，经由移动互联网环境的播撒，就能迅速产生几何式的倍增效应，最终超越个体所能够想象和承受的极限，泛滥成社会性的喧哗与拷问。

　　罗一笑事件

不仅仅是罗尔。事实上，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社交媒体极易产生自我叠加的杠杆效应：现实情境中的政治敌意，一旦经由“社交媒介杠杆”放大，会迅速变得更加难以收场；现实情境中的经济分层，一旦经由“社交媒介杠杆”放大，会迅速变得更加令人绝望；而现实情境中的任何个体不端，一旦经由“社交媒介杠杆”放大，就足以引发排山倒海般的媒介示众与媒介审判。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意识到“微时代”并不会自动生成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它表面上对个体进行了更大程度的赋权，但实际上，那些受困于现实语境，既无从获得充足发展条件，亦无从掌握充分自省能力的个体，只会在这样的时代里更加迅速地陷入空虚与焦虑，甚至走向堕落与狂暴。

换言之，在社会共识达到一定的平均水位之前，一些本来已经被现代文明所扬弃的价值观由于“社交媒介杠杆”效应的“加持”，往往比符合现代文明共识的价值观更具有吞噬一切的力量；而处于零散状态的个体，在既有的总体性退场之后，往往轻易就陷入价值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之中，面对权势、金钱以及人性的暗黑面毫无招架之力，唯有彻底地缴械投降，进而被时代的欲望之潮所裹挟。而这，恐怕才是我们今天面对“裸贷”所必须予以正视的新媒介文化深层危机所在。

　“裸贷”：三个追问

综合上述，“裸贷”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审视“微时代”潜在危机的切入口和样本。在此，我将通过对“裸贷”事件的三个追问，进一步批判性地分析当前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文化的深层症候所在。

我想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裸贷”中所涉及的年轻女性们，她们如此汹涌的消费欲望究竟从何而来？

平心而论，即使抛却一般的道德评判，参与“裸贷”的年轻女性的行为也无疑是愚蠢的。当这种愚蠢行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为一种群体选择的时候，其背后所隐藏的就是一个必须被我们正视的社会症结。我们看到，被“裸贷”中的年轻女性们押上风险台面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肉体，还包括几乎全部的个人关系网。而如此巨大的“风投”所交易的，不过是对几只口红或一个名牌包的餍足。这种狂热与轻率已非一句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就能够解释清楚。

据媒体报道，“裸贷”主要集中发生在三四线城市高校的女生群体中，其中原籍农村和小镇的女生占了较大比例，而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女生比例极小。有评论者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三四线城市高校往往教学质量很差，缺乏健康的教育环境和规范的学校生活，使得这些学校的女生们在学业上基本处于荒废的状态，以至于更大程度地沉迷于物质生活，虚荣心不断膨胀。

我是基本认同这种分析的。但是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追问的，这些三四线城市高校的女生们，居然甘愿以“裸条”换取金钱，她们如此汹涌的物质欲望究竟从何而来？她们还在读书，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尚未展开；而且以她们所处的区域环境和所在的高校层级来看，身边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数量也应该不会太多——难道她们的消费观念不是更应该与她们所处的日常环境相匹配吗？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裸贷”所折射出的“微时代”的第一个深层症候，即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借由“社交媒介杠杆”的作用，对底层年轻人造成了异常巨大的心理压迫，并由此产生了普遍性的价值错乱。“裸贷”事件揭示出的其实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对于照片里的年轻女性们来说，“穷”的无尊严感已经远远超过了“裸”的无尊严感——这种感受才是促使她们可以为了几千元钱，就押上全部隐私与关系网的真正原因。

时至今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年轻女性们的这种感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的媒介环境，确切地说，来自于新的媒介环境对于富裕阶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无孔不入的描摹与渲染。今天，这些描摹和渲染不仅来自于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更来自于每时每刻陪伴她们的手机社交平台——那里面有不计其数的APP、公号、微商、鸡汤写手、人生赢家……，它们乐此不疲地向青春期的女孩们表达唯有物质符号与个体尊严之间才是同质同构的关系。

这些女孩们正是鲍曼意义上的“新穷人（New Poor）”，是“有缺陷的、有欠缺的、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消费者”，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缺陷”，并时时刻刻为这种“缺陷”而深感焦虑和羞耻。换言之，“微时代”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新穷人”的塑造效率。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小镇乡村由于远离大都市的喧嚣诱惑，还能够相对自保为一片伦理道德的“净土”的话，那么今天，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这种“净土”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生活的想象，已经通过新的媒介环境，对身处三四线城市乃至乡野村落中的底层年轻人构成了一种无比巨大的心理压迫，使得他们再也无法凭借其他价值话语去建构起有效的自我认同。

正是在这种错乱的价值话语下，邓文迪成了在社交平台刷屏的“女神”和“人生赢家”；也正是在这种错乱的价值话语下，《小时代》票房高企，“裸贷”泛滥流行。虽然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与人的无缝对接，但是很多“小镇青年”反倒因此沦为信息的奴仆；而其中更为边缘化的“小镇女生”们，则成为“反心理压迫”与“抗信息奴役”能力最为羸弱的一群。

由此，关于“裸贷”，我想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女大学生”？

（编辑：常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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