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贷危机：穷的无尊严感远超裸 为几千块押上隐私

“裸贷”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审视“微时代”潜在危机的切入口和样本。在此，我将通过对“裸贷”事件的三个追问，进一步批判性地分析当前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文化的深层症候所在。

2016年10月下旬，在众多剧迷的翘首盼望中，美国Netfilx公司一次性推出《黑镜》第三季的六集内容，延续并拓展了前两季的媒介批判主题。其中第三集名为《黑函之舞》，讲述的是一个腼腆怯懦的年轻人，由于电脑摄像头被黑客恶意操纵，导致他在自己卧室浏览色情网页自慰的过程被偷拍；黑客随后以将自慰视频发给他电子邮件通讯录上的所有联系人作为要挟手段，诱导他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最终陷入深渊，无法自拔。谁料剧集上线仅仅一个半月后，中国的新媒体平台就爆出自己的“黑函之舞”：高达10G的“裸贷”照片、视频以及借贷人信息遭到泄露，涉及161位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的年轻女性，但据说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裸贷”事件再次向我们证明：现实常常可以比戏剧更为冷冽晦暗。

所谓“裸贷”，简单地说，就是一些不法放贷方，以互联网金融和社交工具为平台，引诱年轻女性手持身份证件拍摄下自己的裸体照片（甚至更为不雅的色情视频），在线提交给放贷方作为质押物，以换取短期小额高息贷款的地下借贷方式。在这种借贷中，年轻女性提交的裸体照片和视频被称为“裸条”。媒体调查显示，参与“裸贷”的年轻女性们用“裸条”换来的，通常是不过三五万元甚至不到千元人民币，一般用以满足她们日常生活里的种种浮华的消费；而她们一旦不能按规定时间连本带利还款，放贷方就会以公开“裸条”并联系其父母亲友等手段相要挟，迫使她们从事由放贷方所指定的色情服务，实现以性抵账。

无疑，“裸贷”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这个扭曲时代里人性之疾的一个典型表征；又可以被视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文化症候的首次集中爆发。换言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个以“微”为特质的新时代倏然开启，并被我们满怀欣喜地命名为“微时代”。六年来，随着“微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享受它的便捷，拥抱它的丰富，歌颂它的优越，畅想它的荣景；但与此同时，它所潜藏的危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时至今日，伴随着“裸贷”事件的发生，以及过去两年间其他一些媒介文化症候的渐次凸显，应该说，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对“微时代”重新进行一番冷静审思的时候了。

“微时代”：社会文化逻辑的变革与潜在危机

所谓“微时代”，概括地说，主要是指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高度碎片化为特征的新型语境，该命名主要来自于中国传媒学界和业界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积极把握与敏锐反应。历时地看，这一语境大约自2010年前后萌芽：从微博的兴起，到微信的普及，再到各种微艺术形态、微文化样态、微商业模式与微美学话语的风靡；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微时代”已经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认知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产生了全面影响，从而也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深地浸淫于这种由“技术转型+文化转型”所引发的愉悦体验之中。

由此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在传媒学界和业界，对于“微时代”的各种正向期待与乐观预言蔚为潮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微时代”所开启的，是中国社会由福特主义文化逻辑向后福特主义文化逻辑的深刻转型过程。如我曾经在旧文中论述过的，中国由于后发现代性的特殊历史语境，从上世纪80年代初才真正迈入福特主义阶段，并在激荡中保持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

总体而言，福特主义阶段规模化、流水线化的生产方式从根源上决定了其主流文化逻辑也倾向于总体伦理——主要是对“大”从理念到实践的过分推崇，对集体利益的高度信任，以及由此对稳定、完整、均衡、秩序的不懈追求等。正是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把“后福特主义”理解为对“福特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超越，即为了满足日益多样化、专业化、全球化的消费需求，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越来越朝着流动不居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也越来越由集体化、固态化和秩序化趋向于个体化、液态化和碎片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文化上，以多元、灵活、差异和不确定性为核心的当代个体伦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空间。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让媒介研究者和从业者们格外兴奋的，不仅是后福特主义文化逻辑大幅度提升了传播维度对整体社会结构而言的重要性，更是其为许许多多个体的“我”提供了窗口、平台乃至历史机遇。

因此，“微时代”伊始，当我们展望前景时，不由得做出颇具乌托邦气质的期许，即相信在“微文化”的浸润下，个人将更有机会获得主体性的充分发展，人类生活将更有希望重新回归到人自身；甚而相信——“微文化”可能蕴含着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向的纠偏价值。如同预期的，“微时代”确实在过去几年间为更多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交流、创新和营利的空间。

例如，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微信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许多受欢迎的公众号基于“打赏”机制已经有了稳定收入，佼佼者甚至已经开始有偿承接知名品牌的广告；再如，以个人为经营主体的APP商户也遍地开花，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伸出触角，提供富于创意的、多元化的、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又如，以个人为制作主体的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如火如荼，普通人成为“网红”甚至借此实现经济自由的机率相对以往大幅上升。

应该承认，上述所有新兴的、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的媒介文化现象和事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文化提供了更为开放、更为民主的发展契机；但与此同时，有可能将“微时代”的“乌托邦”愿景引向反面的，恰恰也是这种对于“媒介化了的个体”过分乐观的、缺乏节制的信任和倚重。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种整体性的乐观情绪遮盖了对于“微时代”所潜藏的负面因素的警惕。我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个体其实已不再是传统媒介时代的个体——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个体即时性的言论和行为都可以被“社交媒介杠杆”指数级地放大，蒲公英式地传播，进而引发始料未及的现实后果。

（编辑：常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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