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辱母案，互联网能做点什么？

山东冠县的案子，在互联网上发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才写点东西是因为互联网最初的轰动新闻往往是片面的，为求轰动的一面之词。而更多的事实需要跟进报道才会有出现。果然，一周后各方的报道多了，事情的真相也就更清楚了。

案子令人气愤，但是这种事情在山东聊城当地，甚至在全国其实都是比较司空见惯的。这件案子能热起来，是因为媒体有技巧的介入，其实一年多以前，于欢的父亲就到处在网络发贴喊冤，但是无人理会，而媒体用了代入感、涉及性的传播等技巧之后，利用媒体资源发布，这个事情就迅速热遍全国。

看过报道，人人都自危，报警不管用，人被侮辱到这个地步，反抗还要判重刑，我们还有安全吗?

而一周之后，事实基本清楚，我们在情绪之外可以思考的更多一些，这件事情的问题根源在哪，如何能不让类似的事情继续发生，各方能做什么?已经改变了中国很多行业的的互联网能做什么?

一、不简单的山东辱母案

在最初的报道中，对受害人语焉不详。而在群众查询于欢案件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于欢父母被银行和个人起诉债务的判决书。而于欢之母被抓也是因为非法集资和私刻公章。

分析一下其所处的钢贸行业(苏银霞公司改过名，之前并不是生产企业)，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周期政府指导性很强， 4 万亿期间，大量企业发财，转而大投入。而之后市场迅速冷落，大量企业和银行深陷其中。苏银霞只是其中之一。

面对困境，很多企业不会去破产清算，而是尽可能借到所有能借的钱，法人往往会把私人财产全部押上。最后无法抵押借款，去借了高利贷。

其中，有非法集资和私刻公章诈骗行为的恐怕不是一两个法人。

而高利贷的可怕在于，这种地下经济基本是法外之地。

前几天，上海有一个案例，借款 10 万的借款人，最后还了 384 万加一套房子依然不能清账，警方出击，才发现这是以高利贷为名义的涉黑犯罪集团。

借款 10 万，受害人要写 20 万的借条，银行流水也有打过去 20 万，然后受害人退还 10 万，在交2. 5 万手续费，倒手才7. 5 万。

而到期之后，即使受害人有钱，借款者也会以在外地等理由让受害人违约，转而利用合同中高额的违约金条款，按照 20 万收违约金和利息，受害人无力偿还，转而由另外一家公司偿还，借款人再写数倍于偿还额的借条。

反复几次，受害人付出了 384 万和一套房子。而期间，受害人遭到多次暴力威胁，非法拘禁，人身迫害。

对于这种经济纠纷，警方一般是不介入的。而放贷的组织一般有律师参与，精确把握违法空间，受害者拿不到受害证据，但是一直在被迫害，一次次报案，警方到场，但是不能改变什么。

事实上，除了上海警方按照刑事案件办理以外，大多数警方都认为这是民间借贷纠纷，除了有证据的违法(譬如打成轻伤、非法拘禁到一定时间)，大多数情况下，要债的并没有到犯罪界限。同时要债的还往往有组织有保护伞。

这样受害人几乎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于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挥舞起了刀子。事实上，这个事情也是小概率，大多数情况一人对多人手脚都不能随便动，更拿不到刀子，也无法伤人。受害人只有被打的份。

正是这种现状，让人人自危。反响才会如此强烈。山东辱母案背后其实反映了多个盲区。

二、高利贷生态链的法律盲区

高利贷在新中国成立前属于常态，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被禁止的。大面积放开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

而在立法上，司法解释上民间借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法律条文不断增加内容，规范双方行为。

但是法律规定在现实中很难被执行，这是因为借贷双方的权利不对等，出借一方有组织，有经济资源，有律师的法律支持。出借方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保留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让借款方无力抗辩。

法律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但是，从本金中扣除这个事情，就需要借款方来举证。而借款方出于被动地位。出借方先把钱通过银行打到借款方账户，借款方提取后现金返回。

银行流水是有证据，现金返还是没有证据的。借款方最后到了法庭就无法证明自己借款的本金已经被扣除。

双方地位不对等，任何法律限制都可以在律师的指导下被绕过去。而借款人往往没有法律知识，只能任人鱼肉。

民间借贷的各种利率限制都被绕过去了。而法律上对于出借方的行为仅仅是不予支持，缺乏刑事处罚。

几百年前的大明律都对高利贷有严格规定，超过一定利率，出借人是要打板子的。公务员，强力机关涉及高利贷也是要打板子流放的。而我们的立法是缺失的，执法也是受限的。

类似的情况也是反向发生，如果是借款人有意欺诈。向多人借款，然后利用借来的钱聘请律师规避责任。雇佣打手组织抗拒还债义务，甚至侵犯出借人人身权利，法律同样没有办法。

公权力不能有效进入，就会变成私权暴力的竞争，谁有组织，谁能获取更多的钱雇佣律师和暴力，购买保护伞，谁就占优势，山东案件的受害方是借款人，如果苏银霞把借来的钱拿出部分雇佣打手保镖，骚扰出借人呢?出借人雇佣十一个人要债，如果苏银霞雇佣二十二人与之对殴?再雇佣十一人去债主家骚扰呢?

立法的盲区，执法的盲区，才是这起悲剧的根源。

事情爆出后，我们不能认为二审改判这个事情就完了，而是要从立法方面，执法方面做调整，明确对超过法律利率放贷者追究刑事责任，明确对绕开法律的做法进行欺诈追究，明确要债对人身权利侵害的法律责任，譬如美国法院经常判决某人必须距离受害人多少米之外这种。

立法健全，执法严格，才能解决这类问题。

三、互联网能做什么?

民间企业的资金需求是一直存在的，而银行做小额贷款费时费力，成本高收入低风险大，所以银行一般对于小企业贷款都比较谨慎。而即使谨慎，也有两家银行在苏银霞身上积累了千万的坏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蚂蚁金服，蚂蚁金服也给小企业发放贷款，阿里体系的小店铺，小卖家需要贷款，淘宝掌握其所有信息，你的店铺流水如何，盈利情况，费用情况，贷款规模多少合适?你的偿还能力极限是多少?

有了这些信息，蚂蚁金服就可以很轻松的给小企业贷款，风险就可以压的很低。而风险低了，蚂蚁金服也可以用比较低的利率来放贷。淘宝的小卖家根本无须去借高利贷。

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的思维扩展出去，苏银霞一家所有关联企业信息，所有银行流水，所有客户信息，所有财产信息，其家族所有人的消费信息，财产信息，自己流向都清清楚楚。钢贸行业早有整体早有预测。

那么，银行根本就不会贷款给她们，早一点破产清算从头再来对各方都好。几千万的坏账是可以避免的。资金只给有偿还能力的企业，让企业自然优胜劣汰。

同样，放贷者的信息也可以大数据获取，其银行流水，财产消费也清清楚楚，法院可以清楚的知道谁在放高利贷，谁违法。甚至公安可以通过个人位置的大数据，知道谁在非法催债，谁在限制人身自由。

互联网不能立法，不能执法，但是可以消除一些信息不对称的盲区，让山东辱母案这种悲剧少一点发生。

（编辑：常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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