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到底是否缺水”引发争议，这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

原标题:“中国北方到底是否缺水”引发争议，这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

用水压力的确存在。而“水危机”则需要从多个角度审视——无论定义是什么，它都不是指“无水可用才叫危机”。

5 月份，在探讨中国环境问题的 NGO “中外对话”的网站上，发生了一场中国是否正面临一场“水危机”的辩论，让一个曾多次引起瞩目的议题，再次浮现在众人眼前。

引发这场讨论的是 Charlie Parton （彭朝思），他是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一个创立于 1831 年的英国防务和安全智库——的研究员（associate fellow）、英国下议院中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特别顾问，在 37 年的外交生涯中，有 22 年在陆港台三地工作。在 2016 年退休前，曾担任欧盟驻华代表团参赞。5 月 9 日，他在中外对话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能战胜迫在眉睫的水危机吗？》的报告，在其中阐述了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水危机”的理由。两天后，中外对话发表了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地理学者 Sarah Rogers 与 3 位同事合作的反驳文章《重新审视所谓“中国水危机”》。5 月 25 日，Parton 再次发表了自己对反驳的反驳。

谈论中国面临一场“水危机”，Parton 的理由来自数字，而这场危机，首先出现在北方：

中国人均水资源量已经很低，低于国际公认的“紧张”线 1700 立方米，2016 年仅为 1028 立方米。但是，中国 80%的水资源都分布在南方，因而北方的人均水平其实还要更低。4 个总体上属于“北方”的省，甘肃、 陕西、辽宁和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介于 500～1000 立方米之间，属于“短缺”。 而天津、宁夏、北京、山东、上海、 河北、河南和山西这 8 个省份则更是低于 500 立方米，属于“严重短缺”。 其中，京津冀地区的水平其实只有“严重短缺”标准的一半，“比沙特阿拉伯也好不了多少”，报告中写道。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报告同时指出，上述 12 个水资源短缺和严重短缺的省份，不仅有着全国 41% 的人口，而且贡献了农业总产量的 38%，发电总量的 50%，以及工业总产量的 46%，这些产业都大量耗水。此外，85% 的煤炭位于这些缺水省份，煤矿也是耗水大户。这意味着，缺水将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Parton 认为，缺水不是暂时性的气候问题，不是来自“干旱”，而是因为资源基础被破坏了。

报告提及，2015 年中国北方三大河流——海河、黄河和辽河的水资源开发率（用水量占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比率）分别高达 106%、83% 和 76%，远远超过了世界公认的安全警戒线 40%，以至于，比如黄河的径流量只有上世纪 40 年代的 10%，大部分支流长期处于断流状态。据 2015 年一位环保部官员的说法，过去 20 年中国共有 2.8 万条河流消失。地表水的短缺，使得北方地区严重依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以每年 1 到 3 米的速度快速下降。北京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地下水位已经下降了 100～300 米。而且可能终究都无法回升，因为地下水位下降会造成含水层坍塌，不可逆转。由此，未来城市的蓄水能力也变得更差了。

污染似乎也是积重难返。2015 年，监测水域中有 8.3% 属于劣 V 类水质。另一个数据是，2014 年，中国有 61.5% 的地下水属于 IV 类和 V 类污染。这些数据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些由于过分污染而无法使用的水，也被算在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水资源”中。

让困境成为 Parton 所说的“危机”的，是所有补救措施似乎都无济于事。比如在说到淡水资源短缺时，人们常会想提起的海水淡化，其实有着巨大的能源局限。因为无论是反渗透和蒸馏技术都需要电，把淡水从海边输送到内陆也需要电。报告中写道：“将 1 立方米海水淡化并从沿海输送到内陆，其所需的电力生产过程就需要消耗 0.5 立方米水。”

更糟的是，被寄予厚望的南水北调工程可能也于事无补。报告提到：即便南水北调工程 2030 年东线和中线成功实现设计输水量 209 亿立方米，并且这些水被全部送往京津冀地区，那么也只能使这个地区的人均水资源达到人均 500 立方米“严重短缺线”的 2/3 的水平。可事实上，京津冀还要和山东、江苏与河南分享这些水。因此，Parton 认为，“这项工程也只是延迟危机发作的时间而已。”

在这种局面下，Parton 认为，如果出现严重干旱，就会让中国的水资源提前耗尽。这会导致经济的崩溃。

相比于 Parton 的旁征博引， Rogers 团队的反驳文章看起来有点潦草。这篇两千字的文章的基础是 Rogers 与另外 8 名同事一起开展的研究计划——“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技术政治”。他们从这项研究中所获的发现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没有受到水资源供应短缺的威胁，且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受到威胁。”

Rogers 团队对 Parton 报告的核心批驳，是他所赖以衡量中国水资源短缺情况的参照系统有问题——1700、1000 和 500 立方米的紧张、短缺和严重短缺三级划分，是法尔肯马克水压力指数（Falkenmark Water Stress Indicator）的水压力标准。但是 Rogers 团队认为，Parton 不加批判地套用了这个非常简化的衡量标准。因为，首先这个代表人均淡水占有量的指标没有考虑人对水的需求量。Rogers 团队认为中国人对水的需求显著小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因为他们住在楼房里，不浇园子，还有很多农民不用抽水马桶。据一项研究显示，北京居民的年均用水量比墨尔本少 50% 到 75%。此外，法尔肯马克指数也不考虑废水循环利用的情形，而北京恰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1/4 的水都是再循环水，以至于地下水位都已经开始回升。

因此，“这场危机可能被夸大了”，文章写道，“总体来说，华北需要的不是更多水，而是更好地管理其所拥有的水资源，这包括加强污染防治和提高用水效率。有迹象表明，这两方面都有所进展。”

他们认为，2016 年启动的“合同节水管理”和“中国水权交易所”表明中国政府正开始为提高用水效率提供激励机制。此外，“三条红线”（指 2012 年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水十条”（ 2015年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长制的出台，以及 2014 年国务院 2 万亿治污拨款的宣布，以及 2018 年的行政机构改革，都让人“有理由对中国解决水污染问题持乐观态度”。

（编辑：常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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